几年前，因编辑刊物上的“老舍文学语言笔谈”，跟老舍夫人胡?青、舒乙先生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们多次交谈，他们多角度地介绍了老舍文学语言的特色。今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百年诞辰，于是想到，那次笔谈中人们谈到的几点对构建新时代的文学语言颇具启发性，便写在下面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。
首先是“寻常语句的艺术化”。胡?青、于是之都跟我谈到老舍写作所用汉字量较少。老舍自己在《我怎样写〈小坡的生日〉》中说：“我没有算过，《小坡的生日》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；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，我就是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好的文章。”舒乙先生在《老舍文学语言发展的六个阶段》里指出，《骆驼祥子》“只用了一千多个汉字”。用字少，使普通百姓易懂，只是表层目的，从创造上乘的文学语言出发，老舍有更深层的思考。他在《大力推广普通话》里由衷赞叹：“像‘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’这类的诗句，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，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造，就成了不朽的名句。”他直言不讳地袒露心迹：“我们能够，也应该，从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制胜，使人既能懂，又喜爱。”（《我拥护汉民族共同语的推行》）生活中的“大白话儿”在老舍笔下变得内涵丰满、生动传神。几位人艺老演员都对我提到的《茶馆》中“唐铁嘴”的一句话：“大英帝国的烟，日本的‘白面儿’，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，这点福气还小吗？”这句“平常话儿”活活勾画出一个毫无民族自尊心的败类的嘴脸。不堆砌华美的辞藻，不铺陈做作的调侃，用自然平凡的语词创造出凝练、隽永、引人思索的文学语言，这便是老舍主张并实践的“寻常语句的艺术化”。
其次，对运用方言土语的“两点论”。一方面，老舍晚年主张少用土语。他说：“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。可是，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。表现力强吗？人家不懂！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？”“假若‘油条’比‘油炸鬼’更普通一些，我就用‘油条’……假若‘墙角’比‘嘎栏儿’更普通一些，我就用‘墙角’。”（《大力推广普通话》）少用土语并未削弱老舍语言的表现力。于是之向我强调：“在《茶馆》中，可以说一个让外地观众（或读者）费解的土词都没有，但《茶馆》的北京味儿依然像《龙须沟》一样浓厚，没有丝毫减弱。”另一方面，老舍又主张“选择地运用土语”。他举例说：“在‘蹲’和‘站’之外，还有个‘骑马蹲裆式’……是另一种姿态——半蹲半站。我们只能说‘骑马蹲裆式’别无办法。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，我一定利用它，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‘蹲’又非‘站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。”（《大力推广普通话》）老舍这相互关联的两个观点既照顾到各地群众毫无阻碍地悟解作品，又虑及文学语言以积极灵活的态势从方言中吸取营养。从大处说，老舍的“两点论”是有益于国家的语言规范化、有益于丰富和发展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观。
第三，摈弃粗俗化。人艺老演员李翔深有感触地跟我谈到，近些年文学、影视作品存在语言粗俗化现象，污言秽语“张口就来”，就此而言，学习老舍语言很有现实意义。
老舍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大都生活在社会“底层”，但奇妙并令人叹赏的是，他的语言一点也不粗野庸俗。特别是人物对话，自然、鲜活、脆快、不带脏字，无不活灵活现、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“魂儿”。例如《骆驼祥子》中，残忍霸道的刘四跟心理变态的虎妞在喜棚前决裂的对话唇枪舌剑、锋芒毕露，人物情态跃然纸上，却没一个不堪入耳的詈辞。
思考老舍语言之长，有助于创造出新世纪清新的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。
